2010/09/24 信息来源： 本网综合
编者按：1950年 ，来自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的交换留学生33人进入东欧交换生中国语言专修班学习，开启了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历史第一章。 弹指一挥间，60年一甲子。60年来，中国招收的留学生在培养规模、条理、教学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批批来华留学生学成归国 ，成为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60年来，北京大学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家有关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相关方针和政策，发扬“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优良传统，依托人文、社科以及理科相关基础性学科的优势，努力革新、实践，把来华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融入建设和创建“和谐校园”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工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有北大特色的留学生培养之路。
为庆祝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60周年，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与北大新闻网将共同推出专题报道《留学北大60年》，着重从北京大学来华留学教育的视角出发,体现在校优秀留学生代表、留学生导师、留学生管理人员及留学生校友等的优秀事迹，全方位地回顾和总结北京大学在来华留学教育方面的成果与经验。
【题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逐渐以崭新的面貌敞开胸襟，走向世界。作为全国最早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之一，北京大学亦随着国家的脚步，向世界打开大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学子们。60年来，北京大学已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近25000人次的各类人才，他们为加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中外友谊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亲历培养一批批北大留学生的干部和教授们，他们则见证了北大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成长历程和飞跃式的进步与发展。本系列文章为亲历北大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干部教授及留学生同学的回忆文章，当中有亲临一线指导留学生学习的教师们，也有从事留学生管理服务工作的干部们，还有当年陪伴留学生燕园生活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教师的责任、执着的热情、美好的回忆见证了北京大学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独特风采。
柯高：我所经历的留学生管理工作
1950年，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等国的交换生来到北大。1956年，我由国家劳动部转到北大，开始接触留学生管理工作。
北大首任留办主任为周培源（时任教务长），当时留学生管理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如何开展对外汉语教育及留学生的生活管理。留办一开始也是一个模糊的机构，从一开始单一的留学生接收工作逐渐地扩展到留学生全面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活上教育，政治上管理，学习上组织和服务。
早期留学生管理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大批苏联留学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来到北大学习。加上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留学生，共有几百人的规模。
为了便于管理，北大实行“分组管理”办法，分“社会主义组”和“资本主义组”。将当时负责教学的“语文班”与留学生办公室合并，组成三个小组：秘书组、资本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小组进行办公，负责相应的留学生管理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朝鲜学生数量增多。1955年前后，随着不结盟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万隆会议召开后，苏联、越南、东德、捷克等国的学生增加。1958年，资本主义兄弟党、友好团体也开始选派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如印度、埃及等国。1960年，随着国家在非洲国家外交工作方面取得一定进展，这些国家的学生大批来华学习。
1959年，由于国家的政治运动，留学生工作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当时全国三分之二的留学生在北大。北大当时的做法是：绕着走，带领学生进行文体活动，丰富留学生的课外活动，避免留学生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当时在留办的组织下，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留学生文体活动，如组织留学生举办文艺晚会，各国留学生联谊活动等等。回忆起那段历史，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外面环境虽不稳定，但当时的北大自有办法让同学在校园里平静地学习生活。”
在管理留学生的过程中，我也有了自己的体会：越南等兄弟国家有其党团组织，一般都挂靠在北大，学生动态比较好掌握。苏联的教育制度和中国很接近，一般也有自己的党团组织，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团结好这些组织。朝鲜学生大部分学习努力刻苦，自我管理意识强，能够很好地沟通和管理。另外，当时东德的30多名留学生思想比较一致，纪律性也很好。
但我觉得，在留学生的管理过程当中，“留学生之间要有分歧，这样才有工作可做。有条件，就要充分利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北大留办在解决学生分歧方面有了很多经验：比如在国庆节，或者一些重大日子时开展一些座谈工作，让同学各抒己见，发表看法。如此一来，即能了解留学生们的最近思想动态，亦能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进行观点发表，让留学生群体拥有表达纾解的渠道。每年我们都会开展各种主题的座谈会，还有春游、秋游、文艺晚会等集体活动。我记得在每年的新年晚会上，每当古巴学生上台表演，都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1961年，遵照国家有关方面的精神，北大在留学生的招收方面开始进行“精选少收”政策，严把质量关。同时，为了顺应新形势，在管理上提出了三大原则：学习上，严格要求；政治上，一视同仁、有所区别；生活上，严格管理，又有所照顾。
在当时的留学生专业设置方面，开始主要有中文和历史两个专业，主要培养方式为定向模式，如以与朝鲜、越南等国交换学生的方式为主。1960年以后，北大逐渐开始为阿尔巴尼亚等国培养天文、医学、地理等方向的学生。文革时期，留学生工作受到影响，一度停顿。1972年，恢复招生。 1974年，大部分留学生下放劳动，实行“开门办学”措施，当时在留学生要不要与中国学生一起下乡的问题上存有争论。北大与北京有关部门单位联系，稳住了留学生，最后顺利让留学生到基层体验农村生活，实现了平稳过渡。管理体制上，辅导员、陪住制度工作成效很好。不仅安排陪住人员，还建立梯队管理培养，这个制度在当时既节省了宿舍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留学生进行学习，中国同学也能通过陪住进一步接触和了解他们。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陪住制度在80年代初取消了。但我觉得，前期的陪住制度优点非常多，当年的留学生回来都找以前的中国陪住同学叙叙旧，他们之间感情至深。
新形势下的应对
1980年，我开始担任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主任。改革开放后，国家与欧美国家的外交交往增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往来，来华留学学生进一步增多。在此期间，我和其他的留办同事努力推进了几项留学生管理工作：首先，从对口化管理到统一化管理的转变。8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及来华留学人员的不断增多，到北大学习的留学生不再是早期的几个固定国家，走在燕园里的“洋弟子”们来自世界各国。因此留办的管理方式也不再是以前的对应化管理，不因为不同国家的政治背景采取不同的政策管理，而是转变为统一的管理办法，对留学生一视同仁，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进行统一化管理。其次，多开门路，多找出口，与校内、外各方机构合作办学。80年代初北京大学开始测验考试开办各种短期培训班，帮助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熟悉中国环境，适应校园生活，同时提高汉语水平。再次，树立威信，建立良好的美誉度。当时的留学生工作比早期的主动性大，因为国家要求多培养留学生。因此留学生办公室在学生管理方面也逐渐向权威化方向发展，在管理过程中，学生对留学生办公室逐渐发生敬畏感及归属感，同学们一般都是“有问题到留办”，这样他们即能得到准确信息，亦能得到相应的帮助。因此，在留学生当中，留办逐渐树立起了一定的威信，也拥有了良好的美誉度。最后，逐渐强调培养的学生质量，当时通过招生政策的把关及教学手段的改进，北大培养的留学生质量也逐渐提高，留学生管理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说：“目前留学生工作蓬勃发展，这是持久发展的结果。”
但是在留学生的管理过程中，随着国家新形势及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逐渐也有了新的困难——留学生自行成立组织，如何管理它们成为一个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运用了新的引导方式，鼓励留学生社团加入的大社团组织，并通过各种活动培养留学生积极分子，再通过他们引导和影响更多的留学生。
留学生“儿子”
我在留办工作这么多年，视每一位留学生为自己的孩子，在生活、思想上尽量关心他们，在学习上也严格督促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尊敬，其中有三个学生甚至还认了我做“中国爸爸”。
其中有一名埃塞俄比亚学生，在校期间与中国学生打架，由于太过冲动要负主要责任，当时校内学生的声音都要求开除这名留学生。我在了解事件过程和留学生本人的实际情况后，发现这名学生本质并不坏，只是太过冲动。于是进行了灵活处理，对这名留学生进行了一番深刻教育，最后让这名学生主动承认错误，并向中国同学道歉，事情最后得到了解决和平息。这名同学最后顺利毕业，并成为了我的留学生“儿子”之一。我觉得，能来北大留学的孩子，他们都是可爱的孩子，要充分相信他们，理解他们，宽容对待，但要有分寸，不能纵容他们。可以跟他们讲道理，听得进去的孩子，我们应该给他机会改正。
还有一名英国留学生和德国留学生在校期间也认我做起了他们的“中国爸爸”，他们虽在国外，但会经常问候我的近况，有机会到中国都会专程来北大看望我，我深感欣慰。
编辑：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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