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北大校友工作办公室组织采写的图书《故乡的云》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采访了28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留学回国的优秀校友，深入挖掘了他们响应祖国号召投身国家建设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树立科学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将北大人为祖国和人民奉献青春和力量的精神发扬光大。《故乡的云》是继《西部放歌》之后“北大博雅系列”丛书的又一力作。本网将陆续编发本书文章，以飨读者。

“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1977年，杨群还是个返乡工作的知青。当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时，他有点不知所措，回忆起那段经历，杨群非常感谢自己的姑妈，当老师的姑妈得知消息以后，一直鼓励他参加高考，并为他提供各种帮忙，这样杨群才参加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说到这里，他打趣道：“‘文革’十年没有高考了，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去参加高考，我就混进去啦。”而这一“混”，却让杨群在这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北大。

把杨群带进高考考场的是他的姑妈，然而，把他带进北大的竟是他偶然间看到的一篇报道。上中学时，一篇关于李四光和古生物、地质研究的报道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当时对这个报道很有印象，觉得李四光特别伟大，报考志愿时就填了北大的这个专业。”杨群笑了，他认为有很多的偶然因素会成为人生当中的转折点，他的“转折点”就是那篇报道。就这样，杨群如愿进入了北大地质地理系。

填报志愿的这次选择，也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杨群以后要走的路。自从他选择了古生物这个专业，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它，他把这种态度看成是一种责任。“你在报考、填报专业的时候要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也许是你做的，也有可能是别人影响你做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是承认的，那就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素质，无论是对科学还是其他。”所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大学生毕业后离开自己的专业，杨群感到有些遗憾。

虽然早已走出了北大校门，但杨群与母校的缘分并未终结。他说每年都会回北大一趟，并且会到地空去看看。2006年，他还在北大组织了第二次国际古生物学大会。说起这次在母校举办的会议，杨群很开心，“北大是中国古生物学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地空我的一些老师们、同学们。”回到母校组织这样一次大会，让杨群重新回忆起大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回来了”

从北大毕业后，杨群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的公派留学生。作为预备生，他们在国内就得开始准备，“就像你们现在准备留学一样，也要考英语、办各种申请手续。”杨群笑着说。顺利通过考试以后，两所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地亚哥同时录取了杨群。面对两所高水平的大学，杨群选择德克萨斯大学的理由却很简单，“一方面它是先录取的；另一方面，德克萨斯大学指导老师的专长与我的需求更贴近一些，研究的是中生代的放射虫。”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派杨群去学习，以期在中国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就这样，杨群在德克萨斯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活。那个年代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还很少，相互联系比较密切。“我那时是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学生联谊会的主席，在那儿的每个人他都认识。”回忆起身边的中国留学生，他说：“刚来的学生都特别兴奋，我们会去机场接他们，帮他们找房子安顿下来。那时候中国留学生比较少，大家都很团结，相互之间很照顾，过春节都聚在一起，领事馆也经常派人来看我们。”另外，杨群还提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勤奋，“那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单纯，对生活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基本上就是呆在实验室、图书馆，因此美国的老师都特别喜欢我们。”

杨群中途回国结了婚，然后又同妻子回到美国，毕业时他们的女儿已经在美国出生了。当时杨群身边很多人都选择了留在那里工作生活，但他还是带着一家子回来了。“我博士做完以后，中国就开始了一个博士后计划。我在南京的导师跟我说了这事，他们希望我赶快回国，中国这个领域需要有人做。所以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回来了，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决定让杨群回到了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继续他在中国古生物学领域的道路。

如今，在美国出生的女儿都已经长大了。说起女儿，杨群脸上写满了幸福，女儿是他的骄傲。他告诉我们，女儿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在央视实习过，她拍的一个纪录片还在央视播出了。和父亲一样，她也选择了去美国留学，现在正在纽约读纪录片和历史。杨群认为，出国可以接受不同环境的熏陶，能积累一些经验，学到很多好的方法，所以有机会应该出去深造。但是也不能盲目出国，“我还是希望留学生在国外有了经历后能够回来，国内现在的环境条件、学术氛围都不错，而且还在一步步提升。”他所在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很多国外的研究人员也在到我们这边来工作。最近就有两个剑桥毕业生要来这边寻求职位。”另一方面，他认为留学生们还必须看需求，“因为你学成之后还要为这个领域服务，为国家服务。”

“古生物研究要能吃苦耐劳”

不管是因为偶然看到的那篇关于李四光的报道，还是国家公派留学的安排，杨群早已同古生物专业建立起了难以割断的联系。就像他说的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至今日，他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三十年。

杨群的长项是微体古生物，“这种古生物有一种硅质的玻璃似的骨骼，在细胞里面，特别的漂亮。”说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显得很兴奋。但是，他说虽然自己乐在其中，但是古生物的科研工作并不轻松。除了要在实验室里埋头实验外，野外采集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一般的古生物研究人员一年要出去两三个月。杨群从在北大读书起就开始往外跑。“我上大学的时候去了很多地方，最后的毕业论文是到广西做的。”过去的地质工作条件并不像现在这样好，由于交通不发达，坐车只能坐到一个小镇上，然后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目的地。而且，寻找化石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古生物虽然到处都有，可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问题的生物，其实不太容易找到，有时候我们要去好几次才能找到需要的东西。”杨群说，采集工作需要在全国全球到处跑，“人多的地方也要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更要去。”

对于自己专业的辛苦与枯燥，杨群毫不避讳：“做这个领域要经常去野外考察，要爬山，要吃苦耐劳，而且整天面对石头这些东西可能会很枯燥。持久做这个一定要喜欢，喜欢做就会对未来有一些期望。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古生物的工作，这方面培养的人也比以前少了很多。”谈到这个话题，他显得很无奈，“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专业两年招收一班，每班三四十人，而现在一年可能就几个人。”

但辛苦与枯燥又是科研必须面对的问题。“真正系统的科研工作需要持久默默无闻地做，很多梦想都要经过很多年的磨砺。”所以杨群认为，“科研需要一大批能够潜心工作并且有兴趣的人。”做科研要有奉献精神，因为对科研的投入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比如娱乐、自由。在杨群看来，投入与兴趣相结合是走向成功的必备条件，“但也要不断有新的研究思路，要不断创新。”

“科研工作不能单以论文数量作为衡量标准”

2008年，杨群当选为江苏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来自科学领域的代表，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科技发展。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科研评价体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使得科研领域中存在着一些浮躁、急功近利。杨群认为中国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一流水平，特别是核心技术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而加强的关键是要培养高品质的人才。“现在我们国家有一部分还不错的领军人才，但是大批的能够潜心做科学研究、有志于为科学贡献自己的创新型人才还不够。这可能跟我们国家的科研氛围不完全成熟有关，还有待于做得更扎实。”

因此，杨群一直在向相关部门提意见。前年他提了一个关于加大科研机构投入的议案，去年则提出要进一步规范科研人员收入分配。他认为，对待科研工作政府应该放权，因为科研机构的培育有自己的规律，它不同于普通的生产劳动。“工人做一天工就要开给他一天的钱，这叫按劳分配。但是科研不能这样，不能说你发一篇论文就给你一篇论文的钱。因为论文和论文之间不好比较。” 做好一篇论文需要找到足够的材料，要花很长的时间。杨群在德克萨斯大学做博士论文时，两次到墨西哥中部的山里考察，每次都要呆几个礼拜。“如果只以论文数量作为衡量标准，有些人就倾向于尽可能快地出论文，那就容易导致浮躁，就不能潜心做学问了。”他认为，真正的科研评价还应该看你踏踏实实具体做了些什么，论文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的评价标准，但不能作为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像北大这样的一定要走出这样的困境。”

杨群说，评价科研工作要看具体做了什么，或许这也可以作为人生的评价标准。一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对工作要专注投入，要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这应该是杨群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作者：马倩

编辑：落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