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北大校友工作办公室组织采写的图书《故乡的云》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采访了28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留学回国的优秀校友，深入挖掘了他们响应祖国号召投身国家建设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树立科学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将北大人为祖国和人民奉献青春和力量的精神发扬光大。《故乡的云》是继《西部放歌》之后“北大博雅系列”丛书的又一力作。本网将陆续编发本书文章，以飨读者。

阎焱跟北大的渊源从1984年他入学开始，但却并没有因为他的毕业而结束。今天，阎焱不仅是赛富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还是北京大学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真正的终身北大人。相信北大带给他的，也不只是求学的经历。

阎焱的求学之路虽然每一步的过渡都可以用“顺利”来形容，但整个的过程却是曲折的——从中国南京航空工程学学士到北大社会学硕士，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工科学生到社科再到偏商科，最后到真正的商人，阎焱经历着丰富的人生。

“神秘”的大学

77级的中国南京航空的本科生，在进入大学前的阎焱，对被文革清刷成空白的大学教育，怀着一种对“神秘”的向往。

“我们77年考上大学，那时候对大学并不了解，大学教育非常神秘，因为十年文革中间并没有招生。（去）南航主要是我想去当飞行员，结果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去造飞机而不是开飞机。”“当时也没有听说里面可以转（专业）的，就没有转（专业）这一说，所以就阴差阳错在这里学习了4年。4年之后就工作，（那时候）才发现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想当官。”阎焱干脆利落的，对于离开工作岗位，从理工科转入北大社会学学习的疑问的回答。“刚刚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文革十年，百废待兴，我们这些大学生应该做点什么。而学航空感觉是做不了什么东西，工程师只是做产品嘛，那么干嘛好？”“那时候总感觉当官才能让自己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于是，阎焱选择了考北大社会学系，虽然之前对其一无所知，但怀着当官改变社会的想法，已经参加工作的他着手复习并且考取了北大社会学系。

然而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却没有在一开始便列入阎焱人生求学的规划里面。“当时是普林斯顿一个教授在北大做了一个讲座，他就告诉我去申请普林斯顿大学。其实那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出国，他就讲（接受好的）教育还是要去美国。”同时，那位教授还表示愿意给阎焱提供推荐信，并帮助他申请。

阎焱便是在这样单方面的劝说和帮助下，进入了举世瞩目的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同时，“去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就给了我4年的奖学金”。

考试的幸运儿

本来期待阎焱会讲述一个类似如今考研这样的准备大战，没想到在问到在上北大前都在做了哪些准备时，却得到了一个轻松简单的答复：“因为他考百科知识，你怎么准备？没法准备。有数学，有英文，有政治，有历史、中共党史、综合知识，考六门儿。”

但考试的过程，依旧让阎焱经历了一番曲折。“（我）数学还比较好，因为我学理工科的嘛。恰恰那一年我觉得我数学考砸了。”“第一门是考外语，接着就是考数学，考三天。考完（数学）以后我就不想考了，朋友还说‘嗯，你还是考完吧。’”

“后来才发现我数学考了68分。因为本科学理工科，数学都考得非常好，结果没想到考文科，只考了68分。”“因为题目特别难，那年好像用的是清华计算机系的备考题，结果那些文科报名的人全部都被刷了下来。”“北大社会学系，全国那么多人考，只录取了4个人，全是理工科学生。”就这样，阎焱凭借理工科的优势，成为了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

相比进入北大前极富戏剧性的3天考试来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更加顺畅了。在此之前，阎焱并没有考过托福，GRE更是没有接触。“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大家好像一进入大学就开始准备出国什么的，考托福。我们那时候穷，没有多余的钱考几次托福。而GRE我没有考。”然而阎焱最终以607分的托福成绩（620满分），跳过了GRE的测试，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

并没有那么多师兄师姐的帮助和交流，阎焱却一路走得看似非常顺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确实非常能考试”。虽然在几所大学之间绕了弯路，却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

多彩的北大生活

谈到北大的生活，阎焱的话似乎说不完。

“我在北大的时候挺活跃，因为我那时候做研究生会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还是北大排球队的队长。”进入北大，阎焱便实现了自己“当官”的梦想。“那时候北大开始搞民主，学生干部都是民选的，你要去发表竞选宣言的。”“除了一把手，因为一把手必须是党员，由党组织、校方任命，我们最能竞选的就是副主席。都是学生自己去组织演讲，自己去选举的。”阎焱竞选成功，当上了社会活动部部长。“北大好，它不认生，进去就是北大人。”

“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叫大学生电影节，就是我创办的，1984年底，我们办的。所以现在北师大搞的大学生电影节，不是真正第一个办的。我记得我们的第一个电影是陈凯歌的《黄土地》。”阎焱骄傲地回忆着。

“北大有很多的社会活动，本科时读理工科，到北大以后读文科，感觉特轻松，理工科老在做作业，而文科后看报纸都是做作业。另外在理工科专业里女生特别少，我们班48个同学只有4个女生，而到了北大全是漂亮姑娘，噢，觉得到天堂了，大学是白读了。”阎焱不时发出感叹，手舞足蹈地描述着，仿佛他仍旧是那个刚逃离理工科进入北大的学生。

然后是社团、三角地、讲座，全都是北大经典的过去。

“去北大参加社团嘛，参加未名诗社啊。”

“我们那时候最有意思的是北大有一个叫三角地，现在就已经被盖掉了。那时候是每天都有大字报，每天都有好玩儿的地方，每天都有学生组织各种讨论啊，各种对时事政见发表（言论看法）。”“因为那时候北大是中国的一个改革的犄角，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北大。北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北大对于我后来对于政治看法的形成，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原来学航空嘛，比较闭塞的体系，一下子到了北大感觉特别新鲜。”世界在这里，对阎焱敞开。

“北大给予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讲座，各种各样的讲座。从白桦先生谈诗歌，厉以宁讲经济学，都让我如醉如痴。我们去看王力老先生讲古代汉语，感觉到这是北大国宝级的人物。哲学系，我们特别爱听哲学系的课。”阎焱说得眉飞色舞，流露着他对北大的怀念，对大师的崇敬，对学生时代的向往。

在商场沉浮了多年，但是谈起青春，依旧是崭新的回忆。“我记得那时北大我们老唱一首歌，就是张行唱的，everybody，就是每天都唱，那时候是非常潮流的东西。”说到这里，阎焱竟然轻声哼唱了几句，一时才发现自己已经太沉迷，仿佛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很快地收住了，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候阎焱也跳舞，不过更多是以组织者的身份参与进去。“因为我那时候做研究生会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那时候有两个票，一个是舞会票，一个是电影票。我们那时候，北大那个食堂老是放外国电影，那时候放外国电影是非常热门的东西，所以我们研究生会很有power。”

“很好玩儿。”最时尚的青春，最自由的北大，就这样在阎焱和记者的眼前铺展开来，尽管老北大的样子如今已不复存在，相信阎焱心中的青春和北大，依然屹立。

“很感激北大，北大的2年，让我把握青春。”

出国艰难路

“我出国比较早，86年走的。”对于86年的学生来说，出国还是新鲜事，没有能传授经验的师兄师姐，也没有如今的中介机构，走出中国的大门，对于阎焱来说还是有很多困难。“我不会打字，没有计算机。打字要用打字机。”“我有个朋友，他算是一个老师，有一个打字机，就去求他帮忙打申请信，还要‘套磁’。”阎焱还操起了如今出国学生的“流行语”。

虽然有4年的全额奖学金，但阎焱在离开家的时候，依然“两袖清风”。“去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30块钱。一个是本来就没钱，一个是国家规定只能换30块钱。”

尽管阎焱以极高的托福分数考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但他认为出国最大的困难和障碍，还是来自于语言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那时候，说实话外文并不好。因为我们那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听不懂、说不了，但是能考试。”“我们那个年代国内没有英文的电视，我们只能听‘美国之音’，或者是BBC，所以基本上是哑巴英语。”

“结果到美国就听不懂，因为文科嘛，美国的文科训练跟中国完全不一样，都是大量的阅读，我那时候基本上是一天一本书，整个人都读出毛病了。”尽管当时困难重重，学习艰苦，但说到这里，阎焱竟然跟记者开起了玩笑，还不时哈哈大笑。

除此之外，阎焱还说到美国“不一样”。“美国到哪儿都得开车，我又不会开车。”“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虽然我是学飞行设计的，坐过实验飞机，但是没做过商业客机。所以到美国，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从飞机落下来的在纽约机场的时候，下面全是车流，全是灯光。那是我第一次见过这么多的车。”

而第二天到了普林斯顿，阎焱选择了跟着教授去自己从未去过的beach。“哇，全是肉山，没想到人可以肥成那样，满眼晃动的全是白花花的肉山。”

但美国给予的自由让阎焱很快就融入并且适应的了国外的生活。“我去美国还是没觉得特别不适应，去了美国就觉得很自由，没有人管你，只要你不触犯法律。”“只要你是金子，在美国就一定能够发光。”

不过美国毕竟有不同的文化和习俗，这让他也有些不适应。“如果在美国和一个白人约会，别人不会说什么，但如果你和一个黑人约会，邻居的唾沫就会把你淹死。”

问到出国的顾忌和自己所做的放弃是否有遗憾，阎焱不暇思索地脱口而出：“没什么顾忌，没什么遗憾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当不了总理了。”说完他就乐了。

学术到经商

刚到普林斯顿，阎焱还是干着跟在北大时一样的专业。“开始进去也是学社会学，后来发现那个是一半常识一半废话，用很复杂的理论模型来证明一个常识，所以就没什么兴趣。因为我们那代人还是想为学问有学问，改造社会，希望学以致用。而社会学就显得太为理论了。”

于是，阎焱在美国自由的学术氛围下，开始打起了转专业的小鼓。“美国比较自由，他比较自由，没什么专业的限制，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那时候国内懂市场经济的人还比较少，前辈都是学政治经济。”加上自身对于经济学在北大期间就慢慢培养而成的兴趣，“后来就慢慢转到了国际经济上。”

“当时去的时候是想毕业之后就回来，结果赶上了‘六四’。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世界银行，做一名研究员。”毕业回国不成，阎焱把眼光落在了学术的道路上。“那个时候就想的主要做学术了，从来没想过经商。”“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世界银行做研究。完了从世行出来，我就去了美国一个叫哈特逊研究所，美国对亚洲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还写了一本书。所以一直想做学问。”“我是94年才开始干现在这行，就是风险投资。”

说起转行的原因，阎焱很坦然。“做学问其实在美国一个是不赚钱，最主要的是挺失落的，你那本书最多有5个人看。”阎焱还谈到了一个亲身经历。有一次，在某聚会上有人表示看过阎焱的书：“Mr. Yan, I have read your book.”阎焱如遇故交，便兴奋地跟那人交谈起来，深入谈论后才发现，那人只看过他那本书的Preface，“这对我打击很大”。

阎焱的转行也与其自身抱负有关，他虽然一改当官的想法，但仍旧希望最大可能地为人类做贡献。“投资有很大的power，很多钱，可以改变很多人，比作学术要直接多了。”

就这样，阎焱从94年起，开始做软银亚洲的CEO，到今天自己创业赛富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

也许阎焱的这些经历称不上传奇，但也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人生。“成功人士”只是炫目的光环，褪去这些浮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激情的、浪漫的80年代北大学子。

访谈手记：

在见到阎焱师兄之前，我的心情无比忐忑。一来是没有外出采访的经验，面对这位社会经验颇丰、颇有成就的师兄，担心自己不能将他最完整的印象呈现在今天的北大学子面前；二来担心阎焱师兄也会不会以强大的“气场”让我这位缺乏历练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就慌了阵脚。

我们一路讨论和憧憬着，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位成功的师兄，过着怎样“豪华”的生活，住在怎样“先进”的办公室，从事着怎样“高级”的工作。

来到18层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办公区，这里设计很精巧，虽然每个格子间并不宽敞，但安逸舒适，现代的玻璃与木质被雕琢成具有中国气息的花纹，所有的一切让我们感觉这里更像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回归之地。

来到阎焱师兄的办公室，他从办公桌前起身，快步走到门口迎接我们，让我们在会客的沙发上坐下。师兄的热情和谦逊，让我们的忐忑和紧张一下子减少了许多，站在面前的就是一位和蔼的师兄，而不是被“首席合伙人”“成功人士”等等光环照耀着的商人。

交换名片和赠送我们的小礼品后，坐定开始正式的采访。没有采访的严肃和正襟危坐，师兄跟我们亲切地谈论着自己成功之前曲折的求学生活经历，还不时哈哈大笑；他不炫耀成就和荣誉，却彰显出乐观与对生活的坦然。整个采访仿佛是师兄在向阔别太久的老同学诉说自己宝贵的经历和思考。

师兄对于出国怀着很高的热情，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出国门，去领略外面的世界。“自由”是他挂在嘴边对于国外的描述。同样对于北大，阎焱师兄更是怀揣着美好的回忆。谈话间眉飞色舞，他还能清楚地说出那时的人名、地名、时间，他还能清楚地回忆出那2年时光的点点滴滴。

采访过程中，他的电话不停响起，他语速飞快，在简单处理完事情之后又迅速进入采访状态。采访结束，他还将我们送到公司门口，迅速回到办公室接待下一批访客。

在走出大厦后，我们突然明白，真正的成功，不在于财富的积累，而在于生活积极态度的累积，任何经历都不是苦难，而是财富。

作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 黄泥萌

编辑：落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