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下午，2009年北京论坛分论坛之四——“危机与转机，对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八方苑大客厅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印度、英国、波兰和加纳的学者围绕各自国家不同阶段出现的危机展开热烈讨论。

来自五大洲15个国家的40余位学者将主要讨论如下三个热点问题：跨国比较历史上出现的危机，从而进行不同条理的思考；以案例形式重点讨论中国、美国和亚洲的危机史；提出当今世界存在的潜在问题，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平等的情况下，更好的克服危机的对策。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教授Jerry Bently主要就“世界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危机”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从历史进程中看，环境危机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不添加任何人为因素，纯粹由环境的演变造成的环境危机；一是由人类活动发生或者加剧的环境危机；一是最近经常发生的，由于人类的需求增加，尤其是能源的增加，使得我们的建设日益依赖能源而发生的危机。Jerry Bently认为，如果各国建立持久的关系框架，而非只单纯的孤立的看问题。我们就可以真正实现解决危机的目标。

印度的学者Shireen Moosvi从经济史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危机，她追溯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并认为，政府临时采取的措施只能解决短期问题，从持久来看，没有消除供求体系中存在的隐患。只有真正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才能解决危机。最后，她认为，我们在20世纪建立的社会结构和体系有一定问题，资本主义能不能像以前那样的去生存和发展呢？能不能在过去的基础设施和条理上继续发展呢？这是她希望学者们能够探讨一下的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徐湘林教授从“历史比较的视角”谈“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徐教授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危机的定性问题。第二是在治理危机的方式上中西方存在差别。第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在政策上呈现了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第四是后三十年转型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市场化”。

美国的Michael Zuckerman带来了一场题为“对立还是对话—美国历史上的危机”的精彩演讲。他认为“争取独立、内战以及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的三次大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会有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形成。每一次危机都是挑战、每一次危机都是转型。危机一方面是“危”而另一方面也是“机”。危机会形成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制度，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也都会给我们带来光明的前景。

来自英国的教授Richard Whiting 结合英国的情况，分析了现代英国的危机和转型。他的演讲主要围绕两个概念展开，一是“全球经济”，一是“国家状态”。他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危机再一次爆发之际，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将这两个概念相结合，即在民族国家问题之上的市场运行的道德问题。银行倒底应该获得什么，倒底应该往哪方面走，这不仅是经济范畴的问题，更是国家的价值观问题。

在下午的讨论中，“危机与转机，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这一主题通过每一位学者的发言被赋予了深刻并且广泛的内涵。学者之间或者赞同或者反对，可谓是“百家争鸣”，国际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思想在此交融碰撞。

文字：李珂

摄影：宗伟健 黄星辰 管萌

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