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党校成立于1991年，至今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20年来，北大党校始终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根本要求，始终遵循“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弘扬主旋律”的根本原则，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开展党员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累计培训干部1800余人次，培训入党积极分子6万5千余人次，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北大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政治组织保障。为总结党校办学经验，展现党校20年教学成果，党委组织部、党校办公室和北大新闻网联合推出“北京大学党校成立二十周年”专题。

我两次得到参加党校学习的机会：一次是2006年，参加中央党校举办的“第二期社科理论骨干研修班”，一次便是2011年，参加北京大学党校举办的“第2期中青年骨干研修班”。两次参加党校学习，都是由北大中文系党委推荐的，是带着基层党委和同事们的嘱托，来党校接受培训和教育。

这两次学习的收获都是巨大的，总起来说，收获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集中地学习了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正确认识局势和形势的方法：世界的局势，也包括中国发展的形势、发展的形势。第二，学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世界的局势、中国发展的形势和北大发展的形势。

没参加党校学习之前，总觉得党校是挺神秘的地方。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延安中央党校发表了《时局问题即其他》的演讲，其中特别谈了关于为什么要办党校，为什么要集中党的骨干力量进行学习这个问题。毛主席说：一言以蔽之，我们开党校，就是为了“准备胜利”。

他在演讲中这样说：

同志们，我们24年没有胜利，这是我们的国家太大了，也算是一个缺点，如果我们的国家小一点，假如只有100万人我们就算胜利了，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名字叫中国人，落在这个地方那也没办法，国家太大就出了一个“持久性”，这是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没有胜利，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还没有胜利，总而言之还没有胜利，我们现在开党校干什么？办八路军、新四军，100万党员，就是要胜利。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有可能胜利，中国的客观条件，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国际条件，国内条件，有胜利的可能。就是不要缺乏主观的条件，什么叫主观的条件？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的思想有准备没有，要不要胜利？

哪个不要胜利，问我们刚刚生出来的只有这样高的3岁小孩，他也要胜利，就是没有本钱，关键是我们精神上有没有准备。大革命北伐战争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没有精神准备，缺乏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失败了。内战也是差不多，白区和苏区工作那时候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还是我们党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因此也没有胜利。

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当年在黄土高原的土窑洞里讲的这些话，结合自己两次参加党校学习的体会，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开党校，同样也是为了争取胜利，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争取北大为中国和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就是要夺取将北大转变为世界一流大学这场攻坚战的胜利。

争取中国人民事业的胜利，关键在于我们事业的领导力量，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北京大学的党校，不同于其他，这里没有等级关系，只有师生、同学与同志关系，这里没有一切士大夫官僚阶级的旧习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北京大学的党校，伸张的是共产党人的文风、学风和党风，背离了这一点，就背离了党的宗旨，党校的宗旨。

持久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何以在近代走向衰落？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向伟大复兴？其中的核心与关键，便在于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领导能力的问题。历史证明，持久居于中国社会领导地位的士大夫、官僚阶级，有三个明显的、致命的缺点：第一，学问、知识与现实相脱离、相脱节，用北宋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话来说，就是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第二，持久承担国家、社会领导作用的士大夫、官僚阶级，作为一个与大地主阶级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贵族－精英集团，严重脱离基层、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根本利益，更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对立的，而这便是文彦博告诉宋神宗的话：“殿下为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第三，对于士大夫阶级来说，由于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官，即所谓“学而优则仕”，而读书人太多，做官的渠道相应狭窄，结果自然就是士大夫阶级自身必然会沦为窝里斗的“党争”，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组织力量解体、国家能力瓦解。

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向伟大复兴，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领导力量，就是由于这样的领导力量，能够替代和打倒了那个平时袖手谈心性，临事破口骂“屁民”的腐败的士大夫、官僚阶级，推翻和代替那个腐朽的阶级而成为中国人民事业的领导力量。同时，正因为我们党并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的，正因为自党诞生之日起，知识分子、读书人，就是我们党的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我们有漫长的封建积习，所以，如何廓清旧的士大夫、官僚阶级的习气，如何与传统政治的弊端作不懈斗争，也便成为我们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现代政党长抓不懈的重要课题。

因此，我们办党校的目的、进党校学习的目的，首在改造文风、学风和党风。而所谓反对党八股以改造文风，所针对的便是上述“知识和学问脱离实际”的痼疾，而反对主观主义以改造学风，所针对的则是“精英脱离群众”的第二重痼疾，所谓反对宗派主义改造党风，所针对的便是历代士大夫阶级“党争”、窝里斗的痼疾。因此，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所针对的正是“八股气”、“精英气”和“宗派党争气”这三重旧政治的严重弊病，我们进党校学习，也就是要以改造这“三风”为抓手，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国社会的坚强领导力量。

对我来说，进党校学习，是这样一个改造自我的过程。当然，这种改造，乃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是通过科学分析和辩证思维达到全面，是通过社会实践达到成熟，即这种自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达成自我的成熟与提高，而不是自我的消灭。它的方法是解放思想，开阔胸襟，通过批评自我批评，由“小我”变成“大我”。

以下，我简要地谈谈自己是如何通过学习，来反思和改造自己身上存在的“三风”的。

首先是追求知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我们过去有个说法叫“清谈误国”，而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公共知识分子”，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些以“先觉者”自况的知识精英，他们用自由、民主、公民社会等空洞的范畴，来针对一切社会问题，以为空谈这些大词，就会天下大吉。批评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但是，任何批评都应该有建设性，因为批评容易，建设却很难，而建设不能只凭几个空洞的观念、范畴和概念，建设需要资源、办法、专业知识和能力，仅凭“自由民主”、“仁义礼智信”这几个空洞教条和范畴，既搞不了原子弹，也搞不了杂交水稻；既解决不了挨打的问题，也解决不了10几亿人吃饭即挨饿的问题。我们所谓士大夫习气，就是指那种以为凭几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凭几个空洞的范畴和观念，便可包打天下者，无论是过去的“仁义礼智信”，还是今天的“自由民主”，都是这样的观念，而这样的“观念生产者”们，其实也便是士大夫，我们说士大夫阶级要完成现代转化，便是说这样的“观念生产者”，有必要向现代知识劳动者转化。

正如王恩哥同志在这次党校讲课时所指出的：我们建设现代大学，首先要建立科学的、现代的知识生产体系，现代知识活动要依赖团队的协作研究，要依赖包括大型实验室在内的先进的科学工具，现代大学培养的是各个学科的知识劳动者：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意识形态工作者和传媒工作者，而并不是靠几个普世观念讨生活的“道学家”。如果我们议论太多、到处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扎堆，而毫无实际，空谈袖手，那么这种空疏的学风就离科学太远，如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这样一种学问脱离实际的风气泛滥，不仅无益于人民，反而会成为国家发展的祸害。

第二是追求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学者和专家，在当今的决策和社会建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人们常说，北大人是想大事、做大事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自己首先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我们既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普通老百姓，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老百姓的事情大如天”，实际上，老百姓哪有“大如天”的事情？老百姓的事无非是些细事、小事和碎事，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每天想大事、作大事，每天只想专业里面的那些事，就忘记了身边的小事、细事和碎事，就忘记了自己是老百姓的一员，忘记了老百姓的事。我认为，这也就是于鸿君同志在本次党校讲课时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有两种能力，一种是与“物的世界”打交道的能力，一种是与“人的世界”打交道的能力。例如，作为城市环境设计者，作为城环专家，我们一定要有两个视野，一个视野是从专家的角度去考虑城市建设问题，一个视野是从老百姓的方便的角度去考虑城市建设问题。同样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既要从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民生的角度考虑问题，而这就是所谓的“以人为本”。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就是要始终具备这样两种能力，特别是要始终保持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能力，始终具备作小事、细事和碎事的能力，而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里的基本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而这两种能力的结合，便是于鸿君同志所概括的“双肩挑”的能力。这次党校学习过程中，我们就深刻地从担任行政工作的同志们、特别是组织部门的同志们身上看到了这两种能力的结合。实际上，从历史上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我们党与一切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之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我们具备这种为老百姓做小事、细事和碎事的能力，便是我们具备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能力。

第三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校给了大家一个聚在一起，共同学习、生活的机缘，大家通过互相了解，最终成了好朋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只有真正了解了人家工作的性质，特别是人家工作的困难、辛苦和不容易，这样才会有公道。所谓“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这样的交流发生的是“公心”，摒弃的是私心和部门利益，造成的则是从整体和团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能力。

在知识分子中，为什么会出现“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的问题？我想，大而言之，是因为中国之大，发展不平衡，而具体到，则是各个学科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再就是信息不够灵通，大家彼此不了解，加之士大夫形而上学的束缚，造成往往只是从自我和观念的角度去考虑全世界的问题，这样就会造成山头、宗派和道学家的“文人相轻”。我们说只有做事公道才能达成团结，而所谓公道地看问题，就是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困难，中国这样大，怎么能够没有困难？北大要发展，困难更是非常现实的，实际上，只有从现实出发，只有充分地看到困难，充分地了解发展的难局，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通过大家互相交心，不回避问题和困难，只有开诚布公、彼此讲老实话，才能办老实事。因此，我认为正视困难、充分地估计到困难，大家一起找破解困难的办法，这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是正确的批评态度得以确立的基础。

比如，过去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行政工作的繁琐辛苦，不理解服务工作的巨大付出，不了解许多从事行政工作的同志是在“双肩挑”的情况下进行“义务劳动”的，现在通过彼此了解，大家作个自我批评，这样心情都舒畅了，原本子虚乌有的“官民对立”也就消除了。再比如，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北大理想主义，很多人以为北大什么困难都没有，燕园里面的人都在世外桃源里过神仙日子，其实北大存在许多的困难，只是“不足为外人道”而已。在校内，我们过去经常抱怨自己的工作没受到重视，包括自己所在的学科、专业没有得到重视，现在到党校交流，发现大家都有各自困难，平常也都是“不足为外人道”；实际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你如果说没有困难，你如果说困难不大，那是十足的假话。而北大的优势，北大的光荣传统，就在于我们有理想，而我们的理想乃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更是建立在对困难的充分估计之上的，也只有在团结起来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形成北大人的理想主义，只有充分了解国家的困难、的困难、了解到彼此的困难、了解大家是在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开拓奋进的，我们才能通过有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形成坚定的团结。才能团结起来，共克艰难，去争取胜利。

回顾2006年参加党校学习的时候，那正是我们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全力推进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说老实话，当时我自己就不知道什么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特别是不知道什么是“全面”，什么叫全面地看问题。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对于其他的学科、周围的世界不懂得、不了解，对于思考全局性的问题，很外行，自以为有点知识，但对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样一些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反而很糊涂，对于自己工作的意义，理解得很被动、很狭隘，好像就是为了评职称、发表论文，读书、写书、卖书、买书而已 。

这次北大党校的学习，一使我找到了自己工作的真正意义，二使我学到了全面、科学地看问题的方法。所谓全面，就是既看到成绩，又看到困难，既看到危机与挑战，也看到克服困难奋力开拓的力量；既看到一个指头的决定作用，又看到十个指头的配合与协调。现在想来，我由衷感谢推荐我参加党校学习的北大中文系党委，由衷地感谢为我们创造了良好学习氛围的组织部门的同志们，尤其难忘旦夕相处的同学们，难忘大家共同度过的学习时光，难忘北大党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和学习作风。（作者：韩毓海，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第2期中青年骨干研修班学员）

编辑：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