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战略研讨会将于今年召开。值此战略研讨会召开之际，我们将陆续推出“吹响人才集结号——北大洋先生”、“高才博学——优秀外籍博士后”、“与国际接轨、争创一流”等三个系列报道，回顾和总结6年来北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成果与经验，为北大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献计献策。2006年以来，在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引下，北京大学将引进国际人才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引进海外高条理人才的战略部署，聘请世界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来校工作。他们分布在全校各个院系，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和合作研究，为北大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他们带领国内学术骨干力量共同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将青春和智慧献给了文明古国追求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为了认真梳理自2006年来引智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吹响人才集结号——北大洋先生”系列报道，力求从多个视角审视北大的引智工作，反映外籍教师对北大的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安乐哲 ( Roger T. Ames，1 9 4 7 —)，男，美国人，美国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onoa）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1985 年，安乐哲作为富布莱特项目访问学者首次到访北京大学，随后20 余年间，他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主持了第五届汤用彤学术讲座和第四届蔡元培学术讲座，开设了“比较哲学：中国与西方”等课程。

2011年夏天 ,与往年一样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又来到了北京。这是他连续第二年作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面对25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讲授国际暑期课程——尽管这距离他第一次来到北大,已经过去了26年。

26年中,他几乎每一年都要到中国来一两次,尤其是在天气和暖、瓜果丰盛的暑假。“我们每一次来中国的时候,第一站都是香港。”他要与自己在伦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刘殿爵先生一起翻译中国古典文献,其实“就是要陪他”,因为 “他 (刘殿爵 )是我一生的老师 ”。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2010 年 ,直到刘殿爵先生去世。

安乐哲很珍惜自己与老师刘殿爵的关系,“我跟我的老师刘殿爵一直有儿子与父亲的感觉。”在他看来 ,“在外国 ,师生之间有一些距离 ,而在中国 ,师生之间更像是家庭关系。”他说这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成功之处,也是吸引他不间断地来中国教学的原因。

“饥饿”时期走来的老师

1985年,安乐哲作为富布莱特项目的选派学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富布莱特项目创建于1964年,以发起人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命名。作为中美两国政府间重要的教育交流项目,它由中国教育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共同负责、平等磋商、合作管理,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项目由美国专家来华讲学和中国学者赴美研修两部分组成,学科领域主要涉及人文、社科、管理和法律。

当时刚刚开始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工作的38岁的安乐哲刚好符合富布莱特项目对申请人的年龄要求,就这样,他第一次来到了中国。

安乐哲回忆 ,1985 年的中国 ,和平饭店还是上海最高大的建筑 ,虽然现如今这个城市已经有了成百上千座摩天大楼。

他到安徽淮南市去,“他们抓住我,因为那个时候淮南市还没有开放,所以外国人不能进。我就从我行李里拿出一本书,封面上有汉字‘淮南子’,他们就非常高兴 ,给我们盖章 ,然后请我们吃饭。”

他的无意之举触及了这个城市的两大骄傲之一——西汉淮南王刘安所著的国学经典《淮南子》。而城市的另一个骄傲,则是安乐哲现在最喜欢吃的中国食物之一 ——刘安发明的 “豆腐 ”。

可是《淮南子》这类中国古典著作在当时似乎并不太被推崇,安乐哲觉得, 近十年来,中国人才逐渐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思想。而那时,人们多少处于一种茫然无序的思想状态中。

1985年暮春,初到中国的安乐哲只是作为访问学者在燕园内进行了几场讲座。但内的氛围却让他印象深刻。“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书,没有外国的书。当时我就感觉他们很饿,学生们、老师们都很饿,在思想这方面没有饭吃。”

安乐哲就是在思想“饥饿”的时期走进了中国,作为一个能够同时使用中文和英文流利表达的比较哲学老师,他开始了与中国学者们一道播种和获取精神食粮的过程。

燕园中的求索

1985年踏入燕园只是安乐哲与北大合作初始阶段的一小步。20多年中, 安乐哲多次在哲学系教学,充分利用北大和夏威夷大学的交流合作,用数月的时间在北大做研究,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北大勺园是校园中留学生和外国学者最集中的地方,安乐哲就是在勺园6 号楼完成了他的《孙膑 : 战争的艺术》（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一书。帕卡德访问学者公寓中曾有他翻译《道德经》的身影,未名湖的长椅上,他酝酿了《自欺与欺人》导言 ,《家长权威的中国传统:孝经的哲学解释》（The Chinese Classic of Family Reverence）同样诞生于燕园。

这些年,北大校园已经成为安乐哲和家人的第二个家。他曾撰文说:“家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我们和北大人之间温暖而浓厚的感情。” 而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最为荣耀的一件事便是2001年应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教授之邀参加了蔡元培学术讲座和汤用彤学术讲座。他也成为第一位担任蔡元培学术讲座主持者的外籍教师。

安乐哲一直很崇拜蔡元培,并称他为“勇敢的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我被蔡元培的生平深深鼓舞。他在北大师生中建立了自觉意识,正是这种精神和责任感指引并重塑着中国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想要做一次能够承受得起他的名誉的讲座”,安乐哲教授这样说。

于是他以自己与郝大维 (David L .Hal l)合作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试图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探讨中国民主的希望。选择这个话题,正如他所说的,“我想要讨论这样一个主题,它能够激励北大的师生们以足够的热情投入到一个崭新中国腾飞的前景中去。”

这次讲座,他提出中国儒家根植于人际关系和以宗教为中心的“共产式民主”与道德观念中,并最终可能会对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民主”以及独立自治观念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阐释一个创新性的话题本已不易,而更具挑战性的是,这是他第一次全部用中文进行讲座。在筹备讲座的过程中,他一遍遍排练、录音,听录音,再排练、录音,如此反复。“我守着录音机整整练习了两个月,练习过程中发现我的山东口音还是会被观众听出来。”

但是他所有的疑虑都在讲座开始之后烟消云散。讲座开始前半小时,大厅里已经挤满了热切的听众。“当我走进演讲大厅的时候,北大人起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受欢迎。”

蔡元培学术讲座之后,2001 年秋季学期,安乐哲在北大开了课,他惊喜地发现,讲台下坐着的一些人,正是演讲大厅中那些既热切又不断在质疑他的年轻人。

“我是一个翻译者”

原北大哲学系教授陈来曾说:“安乐哲把实用主义介绍给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事,但可能他最大的贡献是,一个外国人告诉我们年轻的学生,应该再一次看到他们自己的传统。”

2001年那些质疑的年轻人让安乐哲看到,新世纪以来,中国年轻人确实在重拾自己的传统。

安乐哲至今仍喜欢用“严肃”来形容以北大学生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人:“我一开始来北大的时候,如果谈起20世纪的中国历史,都是从五四运动谈起,北大从那时起就有他的影响力。所以我发现,北大学生的特色在于,你一谈到中国的将来,他们有兴趣。因为他们想要对国家负责,想办法让中国达到他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们很严肃、很努力。”

但是1985 年时,这些年轻人的嘴跟不上他们的脑子,“学生要爆炸,因为他讲不出来他要讲的思想。”

于是那时的安乐哲就在“讲出来”与“讲不出来”之间找到了他自己的位置。“我的贡献是给中国传统思想国际化。提到贝多芬,我们不会说贝多芬的音乐是德国人喜欢听的音乐,他的音乐是全世界人的音乐。但那时中国哲学还是中国的,我这种人要想办法多了解它,让它国际化。”

2010年,安乐哲在北大国际暑期开设了“比较哲学:中国与西方”课程,他的班上有20 多个学生 ,来自世界各地,在他看来,他们都是“最好的大学 , 最好的学生”,安乐哲上的是一堂把中国哲学国际化的课。

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让中国哲学国际化,这遇到不少的困难。他坦言:“最大的困难是外国人的误会”,因为主流学术界一直将哲学界定为盎格鲁—欧罗巴哲学,“甚至在北京,最有影响的哲学是海德格尔而不是孔子,在北大也是这个样子”,但安乐哲认为哲学不是盎格鲁—欧罗巴的,而是全世界的,中国哲学也能与西方哲学有共通点。

“美国实用主义 ——詹姆斯 (William James)、杜威等人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有共鸣的地方。”通过与另一位比较哲学家郝大维的合作,他指出,中国哲学就是西方学术界所说的“过程性哲学”的一部分。

现如今,研究中国哲学的壁垒已经慢慢消失了。安乐哲说,在美国,他的学生都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因为中国越来越有影响,谁都要多了解中国。

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背景下,他觉得自己的作用正在弱化。“一方面,我有我的一种贡献,可是中国的学者也有他们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的代表。你可以说我是一个翻译者,把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文化用新的词汇表达。”

安乐哲一直在北大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重申中国哲学的传统,从主持蔡元培学术讲座到参加北京论坛,及至开设暑期课程。他随口可以说出北大教授赵敦华、杜维明、陈来等一串名字,每年来到中国教书、做研究、与老友们相见, 是他最享受的事。

在安乐哲的计划里,自己至少还要再工作五年,因为中国哲学对他太有吸引力。他坦然自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始终对传统文化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作用保持乐观和热情。“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在所有这些对中国的眷恋情结中,北大永远处在最中央。”（文/王玄)

（本文选自《北大洋先生》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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