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两种转换模式及其绩效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动能）的转换，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涉及技术创新、企业变革、财产结构优化、传统财产升级改造、地方经济转型以及更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变和体制变革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由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旧模式向新模式过渡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转换模式会发生不同的经济社会绩效，因此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慎重选择一种科学且可持续的动能转换方式与动能转换路径，对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从地方实践来说，动能转换模式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弹性转换（或曰“柔性转换”）。弹性转换是柔和的、分阶段的、渐进的、多目标兼容的、系统推进的转换模式。这是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坚持的一条重要的体制变迁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精髓和灵魂就是在一个原则性的目标指引之下，选择社会震荡和制度成本最低的体制安排，以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把理想主义目标和折衷主义战略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过渡。在这个经济过渡过程中，既要有主动的强有力的思想引领与政治教育，又要有均衡、弹性、包容、渐进、柔和、中庸的实施策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运用了同样的方法论，那就是渐进主义的市场化路径，与激进式的苏联东欧市场化模式完全不同。弹性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是成功推进体制变迁的关键。在近年来的动能转换中，一些地方政府也坚持了这种弹性转换的模式，取得了较好的动能转换效果。这种弹性转换的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转换方式是柔和的，更多注重市场化的方式，重视政府的引导和示范，不违背微观主体的意志而硬性推行动能转换政策。比如在对待传统财产的问题上，

第二，这种弹性转换是分阶段实施的，而不是一步到位，急于求成。它是渐进的，使微观主体在动能转换中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模仿的过程。任何技术进步和模式转型都需要有“历史的耐心”，企业“干中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变革的过程，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对新技术的适应和学习、设备的更新和改造都需要过程。

第三，这种弹性转换是多目标兼容的。既注重财产、环境和经济指标，又注重民生指标；既注重经济效益，也注重社会效益。既注重持久效益，也注重短期效益。

第四，弹性转换采取系统推进的转换模式。运用系统论的思维模式，将动能转换视为一个多部门联动、多目标之间实现正反馈的一个系统工程，将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工业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向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倾斜的财政政策、高污染高能耗财产的迁移改造与新兴财产培育发展、营商环境优化与财产链构建等方面的工作统筹起来，从而形成合力。系统推进的转换模式，既利用了政府各部门和各领域工作之间的互动性（比如工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民政部门之间的相互协同互动）所带来的正反馈效应，同时又在时间和空间上注重动能转换的先后顺序设计和空间转移，使财产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皆在一种成本较低的状态下实现和实施，从总体上降低了社会震荡成本和社会摩擦成本。

第五，政府在弹性动能转换中更多运用顺应市场和顺应财产规律的诱导性方式，而不是硬性的强制性方式。比如通过政府的技术补贴为转型企业提供更好的技术更新激励和设备更新激励，通过政府引导基金而引入更多的新兴财产，从而降低新兴财产在区域内的运行成本，或者通过更多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使更多的就业转向新兴部门，降低传统财产转型中的失业压力，使整个社会运转保持稳定。

另一类是刚性转换。与弹性转换相比，刚性转换是硬着陆式的、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的、激进的、单目标推进而缺乏系统思维的转换模式。这类刚性的转换模式，往往为了区域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久远目标而丧失短期目标，使得动能转换的成本过高、社会震荡成本过高，造成大量失业，同时也在短期内影响地方经济增长。激进的刚性转换政策只关注“政治正确”，执着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抽象目标，而不理解模式转换是一个“过程”，需要“历史的耐心”，需要兼顾民生和就业，需要兼顾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税收状况。一些地区为了迅速有效地转换动能，而盲目“去产能”，希望能达到立竿见影的转换效果，结果导致地方经济增长下滑、财政税收状况恶化、地方就业状况严峻、民生问题突出，这些都是缺乏系统论思维所造成的恶果，这样的动能转换看起来极为“刚决果断”，极为“雷厉风行”，然而违背了财产发展和转型的基本规律，没有将制度变革与技术创新、政府与市场、持久目标和短期目标、财产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关系进行较好的权衡、协调。

二、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是大势所趋，是一个持久战略，但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和财产结构的多元性和差别性，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转换动能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不同的，不可能采取整齐划一的政策，而必须注重因地制宜，注重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财产结构和特殊禀赋去采取相应的动能转换政策。政府对动能转换的大力推动和制度上的顶层设计要与现实中的市场状况、激励机制和技术进步相结合，必须顺应市场规律，采取引导性的激励措施，不断推进企业的科技创新，循序渐进地推动财产结构的转型。关键还是要处理好制度与技术、政府与市场、持久和短期、财产和民生的关系，要系统推进，采取渐进策略，不可盲动求速。

政府在转换动能的过程中，要克服一刀切、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主义的方法论。同时，还要克服以政府行政性命令替代市场的方法论，要顺应市场、利用市场机制。要抛弃单目标推进的方法论，注重各部门的政策协调，注重动能转换与民生、就业等政策的互动与正反馈机制的形成。2024年3月，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因地制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对前期有些地方搞“一刀切”的动能转换模式的一种告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是忽视、放弃传统财产，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赴山东考察并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指出“传统财产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实践证明，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我们必须采取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统筹推进的策略，必须采取弹性转换的政策而不是刚性转换的政策，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改造传统财产，同时要注重进行更加深刻的体制创新，深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扫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

三、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财产转型升级

“传统财产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思想，对那些传统工业（主要是钢铁、能源、矿产、机械制造、化工等重工业）为主的地区而言具有特殊的针对性。一些老工业基地（如东北、山东等），要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财产的转型。

第一，以新技术改造传统财产，提高传统财产的技术含量，实现财产转型和升级，从而全面提升传统财产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第二，要推动传统财产的数字化转型，为“传统财产”提供新场景，赋予新动能。数字化、智能化，是推动“传统财产”转型的最重要推动力，通过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极大地优化和推动传统财产的财产链构建、优化和推动传统财产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对接、优化和推动传统财产的财产集群构建，使传统制造业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实现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创新等多维度的变革。目前，以工业互联网建设为契机，一些传统制造业，如纺织、家用电器等行业，正在加快数字化改造和财产的集聚整合，这个趋势，将大大改变传统制造业的生存状况，也会大大提升传统财产密集的老工业区的发展与转型。东北、河北、山东等钢铁行业比较密集的地区，将来必然会走上这条道路，从而使这些地区重新获得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

三是通过培育新业态，扶持新兴财产，努力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以新技术提升传统财产层级，以工业互联网思路为传统财产转型提供新的场景和动能，这些都属于一个区域传统财产的“存量”部分的改造；我们还要从“增量”的角度，为传统财产集中的地区寻找“增量”的财产经济增长点，要培育新的财产，给整个地区带来多元的财产生态。一些能源大省和制造业大省，充分利用自己的财产链优势和技术优势，在原有传统财产之外打造了一些新技术财产，并匹配本区域的其他优势资源，形成一些新型业态，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渠道。2022年初开始执行的“东数西算”战略，国家算力枢纽开始进行西部布局，建立包括贵州、甘肃、内蒙古、宁夏地区等在内的算力中心，为这些地区发展新兴的算力财产奠定基础。2024年4月28日，中国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建立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充分发挥云网互联优势、算网大脑全域智能调度能力，快速赋能交通、医疗、教育、能源、金融等行业大模型训练，填补了我国人工智能的算力缺口，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提供坚实基座与强劲引擎。2024年5月，黑龙江鸡西市与海南怡和中能公司“智能算力+”项目签约，投资140亿元，算力将跃居全国前十，是黑龙江最大智算项目。东北、内蒙古等原来重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和能源大省，通过建立新的业态，发展新兴财产，从而找到自己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新的比较优势。这一趋势，实际上也预示着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能够突破自己的区位劣势，而在区域发展中引进和培育新动能，扶持新业态，这对我国的新型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新动向也表明，东北和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腹地，其发展不仅可以带来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新格局，而且能够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广阔空间。

作者简介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财产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农村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分会常务理事等。近年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发展战略与当代中国经济史、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与扶贫、企业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文化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扶贫》《中国论衡》《中国农村》《产权、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技术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减贫》《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普惠金融》等30余部，并出版《论语心归》《老子心诠》《周易心解》《孟子心证》等哲学史著作及散文集《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等。

专题链接：聚焦两会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