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维方

（2006年6月29日）

这些日子以来，每天都在关注芳川同志的病情，每天都在为他感到担心。尽管知道救治工作的前景并不很乐观，但他病逝的噩耗传来，还是让我深感突然和万分悲痛。67岁，对于一个人文学者而言，正是学术上臻于成熟，厚积而薄发的黄金时代；对于一个退出繁重的领导岗位不久的专家型干部而言，正是怡情养身，重拾专业研究和生活乐趣的恬适岁月。而芳川同志辛劳一生，鞠躬尽瘁，未及实现自己学术上的更大抱负，未及安享退休后的悠闲生活便遽然辞世，实在令人惋惜不已。我失去了一位好同事、好师友，北大失去了一位好学者、好老师、好领导。仁者不寿，风范长存，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自从17岁开始在北大历史系求学，半个世纪以来，芳川同志就再也没有离开北大。在这里，他继承和发扬北大和历史系的优良学风，刻苦钻研，严谨治学，成长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亚太研究、非洲史、华侨华人史、亚太区域史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在这里，他以教书育人为天职，持久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深受学生爱戴，曾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他将学生们给予的这项荣誉视为“一生中最高奖励”。在这里，他深怀着爱国奉献，服务他人、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海外教育院长、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亚太研究院院长等职务，牺牲了自己在盛年之时可能在学术上取得的更大成就，为北大历史学科和海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北大文科实力的巩固和提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特别是在担任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导人期间，芳川同志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提倡“拒绝赝品，追求卓越”的精品意识，为进一步繁荣北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一直以自己是“老北大”而自豪，并且用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一生实践和传承着独具魅力的北大精神，为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作出了光辉的表率。

芳川同志为人处世深具优秀的传统文人的风采，不仅志趣高洁，才情纵横；而且达观开朗，平易近人。在我们一起共事的时候，他虽然比较年长，但却虚怀若谷，谦和宽让。大家都觉得，与他合作是一件非常轻松和愉快的事情。

记得6月8日下午，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医院探望芳川同志。那一天他连续数日的高烧刚退，难得睡了个安稳觉。我不忍打搅，只在病房外看了看他安睡的身影，并与同行的迟惠生同志给他写了留言，祝福他早日康复。不想这一别已成永诀！那一天，芳川同志的爱人告诉我说，他在退烧后的第一句话是“我打赢了”——他把与病魔的抗争当作一场战斗，他也表现得像战士一样坚强和勇敢。他虽然没能赢得这场战斗的最终胜利，但他这种坚忍勇毅、不屈不挠的精神却鼓舞着我们在任何困难和挑战面前都毫不畏惧，我们也一定要像他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芳川同志安息！